《建议》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为释放数字经济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为了最大程度释放数字经济效能，必须在创新引领、基建支撑、资金保障、法治护航等方面协同发力，确保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在制度轨道上运行。

（一）推进新型工业创新，培育先进制造产业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并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的重大战略方向。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面对全球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坚定不移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

一是加强创新引领，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当前，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形势。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不仅增加了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也给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国内角度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任务艰巨，既充满了挑战，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战略，从加快创新驱动出发，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激发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在保证整个产业链高效运转的同时提升其风险抵抗能力，优化产业链布局，实现各个市场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集中力量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的重要载体，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发展壮大能推动制造业向更加高端、智能、绿色的方向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要推进传统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模式，促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智能化升级，使其焕发出新的活力。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积极布局和发展新兴产业，发挥关键领域科技发展的举国体制优势，依托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提升技术竞争力。推进企业层面的技术观念与治理方式更新，把制度优化、流程再造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企业的自主发展能力与长期经营韧性。以绿色转型作为产业发展的基本牵引，将生态约束、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统筹起来，在压降能耗与排放水平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布局优化和发展方式更新。尤其是在钢铁、化工、纺织等重点行业，推动智能化改造与绿色化改造协同并进，不仅有助于降低资源占用和污染生成，而且能够显著改善生产组织效率，提升整体经营效益。

三是推动制造业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新兴产业的成长并不只是新增若干产业门类，更重要的是为经济运行注入新的增长动能，并推动产业体系和经济形态发生深层重组。在这一过程中，加快培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动力源，推动制造业同服务业、农业之间形成更紧密的联动关系，已经成为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综合效益的重要抓手。其意义不仅在于促进各类要素更加顺畅地流动和组合，而且在于由此形成分工更合理、衔接更紧密、互促更明显的发展格局。例如，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制造业的服务嵌入程度，使产品在功能之外进一步生成品牌、体验和方案价值，从而增强其附加收益与市场竞争能力。再如，制造业向农业领域延伸，也并非简单的产业嫁接，而是通过智慧农业、精深加工、冷链配送等多种方式带动农业产业链向上下游展开，进而提升农业的综合产出水平与抗风险能力。归根到底，只有把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以及产业间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才能真正形成更具韧性、更有效率，也更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产业格局。

（二）夯实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形态变革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时代发展的重要基石，日益成为支撑日常生活运行、产业体系升级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以数据创新为驱动、通信网络为基础、数据算力设施为核心，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石。其发展演进呈现“规模积累—质效跃升”的阶段性特征，而质效提升阶段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释放更强的赋能效应。因此，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停留于单纯的规模扩张，而必须更加注重数智化支撑能力的系统提升，突出技术领先性、布局前瞻性和体系协同性。

一是推动基础设施全行业融合应用。统筹推进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物联网等重点领域的建设，提升数字基础设施的整体性能、运行韧性与服务可靠性。进一步拓展融合深度，重点在工业互联网、远程医疗等领域打造国家级示范工程，同时推进传统基础设施数智化改造，实现交通、能源等领域的全面数字化升级，提升基础设施对实体经济的支撑效率。围绕未来产业发展，为新兴业务形态预留必要空间，以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闲置浪费。

二是加强算力网络建设。数字经济作为引领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活力与潜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算力网络这一核心载体的建设与完善。随着网络环境日益复杂，各类算力节点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也逐渐增大。从个人消费到产业应用，各类场景都对算力的规模、运行效率和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数据与算法支持下，社会运行机制由集中向分布演化、由线性向网状转变，传统组织架构被打破，新型网络协作体系日益形成。③应积极引入分布式计算技术，将计算任务合理分散到多个节点，以提升计算效率和系统可靠性。此外，智能调度算法是使用智能控制算法对云计算资源的调度，通过算法寻求计算资源的最优配置，达到某一最优目标。应进一步开发和完善智能调度算法，依据网络状态、任务强度和业务需求动态调整计算资源与网络资源配置，并结合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提升资源管理能力。

三是健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统筹作用，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增强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良性投资机制。完善科学决策机制，强化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综合评估与论证审查，不断提升项目决策的科学性，以确保基础设施建设在安全、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推进。

（三）善用重大产业基金，确保资金投向精准

在运用重大产业基金的过程中，必须秉持高效、透明、公正的原则，最大化地发挥基金对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基金的设立、募集、投资、管理及退出等各个环节，都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流程，督促其运作既符合市场规律，又能有效响应国家政策导向。

首先，在设立基金时，应明确基金的定位和目标，符合国家战略需求，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为此，应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募集资金，包括政府引导基金、社会资本、金融机构等，提升资金来源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建立健全投资者准入机制，提升安全性和合规性。采取专家评审、市场调研等方式，筛选出具有成长潜力和战略意义的优质项目。做好定期审计和信息披露，杜绝违规操作，维护基金的公信力和市场秩序，实现资金的良性循环，提高基金的整体回报率。

其次，明确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议》强调，“优化金融机构体系，推动各类金融机构专注主业、完善治理、错位发展”。管理公司应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体系，明确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职责分工，实现各层级之间的制衡和协调。进一步推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数字金融行业协会等组织完善自律规则，引导行业内机构规范运营、良性竞争。定期对基金管理人进行职业道德和合规培训，增强其法律意识和职业操守。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防止基金管理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损害基金和投资者的利益。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维护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规范。

最后，投资决策委员会作为基金投资决策的核心机构，其委员的选拔和任命必须严格把关，不受外部干扰，能够独立发表意见。确保委员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具有丰富的投资经验、扎实的理论知识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充分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设立独立的投资者保护机构，受理和处理投资者的投诉和建议。赋予管理人足够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整投资策略，合理设置投资人与管理人之间的决策权分配，平衡双方的利益，重大事项需经过投资人大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双重批准。

（四）推动产业提效增收，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高标准联通市场设施，并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根本遵循。这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一方面，要更好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使企业在优胜劣汰中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鼓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方式增强竞争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特别是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更要营造宽松有序的发展环境，鼓励创新创业，促进经济多元发展。健全市场法律法规体系，使市场活动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垄断、不正当竞争、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商事法律法规，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设立专门的商事法庭和仲裁机构，提供高效、公正的司法服务，切实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精简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繁琐手续，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在思想层面，加强法治宣传教育，通过普法宣传、法治培训等方式提升全社会法治意识，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良好法治氛围。此外，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应积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当前，我国已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量突破11万列。应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治理、推动签署和实施国际合作协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进一步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多边合作格局。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鲁洋：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制度机理与路径展望